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附二院）借原“昆明市工人医院外科”的“壳”发展起来。她的成长过程，当得起“崛起”二字。
变身：从“工人医院”到昆医附二院
解放初期，昆明的工厂集中分布在城市的西区及西郊区，远至海口一片，但当地却没有一家方便广大工人和社会群众看病的医院，尤其是不好解决工伤伤员的休养、康复和治疗问题。1952年，由昆明市总工会牵头，西郊片区的工厂集资，在风景秀丽，一片禾苗飘香的昆明西郊麻园，建立起了一座小型医院，就是大家熟悉的“昆明市工人医院”。
由于医院坐落在城市郊区，建院的建筑材料由滇池下船，经运粮河运来，在菱角塘上岸。在60年代初期，只能开展一些一般性手术，更多收治的是一些疗养和康复期的病人。
迎来附二院发展转机的是在1962年。因适应昆明医学院临床实习学生教学的需要，原“昆明市工人医院”由云南省卫生厅和昆明医学院接管,正式更名为“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兼具医疗和教学功能。
更名后的医院由原工人医院党总支书记程九会任书记，云南省卫生厅委派高一萍同志任院长。时任云南省卫生厅厅长的曾育生是延安时代八路军总医院的院长，高一萍曾在八路军总医院护理部工作。程九会和副院长戚彪都是老红军战士。可以认为，附二院从转型之时，就带有了延安时代八路军总医院的红色基因，并影响了几代人，这也是附二院人真正的灵魂和医院崛起的根本动因。
根基：两位灵魂人物确定医院发展方向
与高一萍院长差不多同一时期到附二院的还有罗应昌主任，由他带领的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云大医院）内科基础学教研室，和由蓝瑚教授带领的昆明医学院总论外科学教研室团队，是当时云大医院医疗教学队伍中的精英团队。两个骨干团队的加入，分别组成了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新的内科和外科。可以说，从医院的领导核心和基层核心科室的组织建设上，保证了日后附二院崛起的必然。而其中，高一萍院长和蓝瑚教授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
在那个还不富裕的60年代，高一萍院长来附二院后，建了当时全省最高级的外科烧伤楼。此楼的落成顿时让全省人民知道了烧伤伤员要送到附二院，而老百姓对附二院烧伤科的这种信任延续到了今时今日。
高一萍院长来附二院后特别重视年轻医生的培养，从住院医抓起。一次，外科一个电厂工人因复杂的肝管结石行肝门“Y”型手术后，自己要强行拨出观察病情的引流管，怎么劝都不听。主管医生无奈下只好吓唬他，要是签下字就不管他拔不拔。病人赌气说“签就签”，真的就签下了责任书把引流管给拔了，主管医生还把责任书贴在了病历本上。后来这事被高一萍院长查房发现，把主管这一病床的年轻医生叫到办公室去狠狠“克”了一顿，说：“出了事我还照样要找你，不要以为病人签了字你就可以不负责任了！”高一萍院长在工作上对年轻医生是出了名的严格，但在生活中又像春天般温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大家，管钱管粮管家庭，就像母亲管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管急了我们背后就叫她“高老奶”，但人们内心确实是非常喜欢和尊敬她的。因为她让我们大家感觉医院就是一个大家庭，那是一个令人无限回味的温馨年代。
另一位对医院影响深远的人物当属蓝瑚教授，正是因为他从到院后就从学科和人才培养上着重建设和发展外科，才有了后来附二院各外科学科的腾飞。也是在蓝瑚教授的建议下，附二院外科率先实行住院医生24小时负责制和总住院医师制。那时的云南，还没有一家医院是这样运作的，可以说，附二院在两位“灵魂人物”的带领下，让医院从一开始就打开了格局。
师生：蓝瑚教授和外科的三位“老总”
1962年，重组后的外科，由蓝瑚教授任主任，武丕光任副主任，是一个不分专科的“大”外科，下面有文仕铭、杨长庆、张文培、王懿儒、段体武、施家惠、劳汉昌、张云华、张炳彦、黄安邦、王炳煌等得力干将。还在云大医院普外科时，蓝瑚教授就给这个团队中的骨干医师确定了专业方向。来到附二院后，大家目标明确，就是要加强和健全附二院外科，铆足了劲要把自己从事的专业突上去。
其中，张文培、王懿儒、段体武三位都曾经历过蓝瑚教授亲自主导的“总住院医生”制的阶段性培养和锻炼，年轻医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总，意即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头儿。即使在那最特殊的时代，外科上下级医生们也都相处融洽，年轻医生们对自己的老师非常尊重，仍亲切的称三位为“老总”。外面的人是不懂得这医生与医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这种亲切称呼的微妙含义的。后来，医院评定了各级职称，附二院外科就再也没有人称“老总”了。
蓝瑚教授和这三位老总都有深厚的文学和外语的修养，坚实的临床理论基础，高深的学术造诣。蓝瑚教授和王老总写得一手好字，雄浑飘逸，绝不像当下的一些“医生草体”。
跟随蓝瑚教授查房，一到床旁，主任就伸手接过病历牌，由管床医生汇报病情，也就是经典的背病历，考察管床医生的临床思维和努力程度。查完病人，分析完病情后，有时蓝瑚教授就直接口授该床病人的当天查房小结和重要医嘱，就像战场上的将军口述命令一样，交代得清清楚楚，连记录查房的时间后，要另起一行及标点符号等细节都口述得清楚明白。完整记录下来经蓝瑚教授审阅签字，那就是一则文笔精彩的医学短文。特别是蓝瑚教授亲手书写的全病历，言简意赅，文笔流畅，简直堪称临床医学文作的典范。
蓝瑚教授和三位老总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如果你有机会学习或参观一台他们的手术操作，你会看到的是，术者手术目的明确，探查有序；解剖线路、层次和走的组织间隙清楚；手术操作精、准、快捷；手术器械无声有序地传递，漂亮牢靠的打结看得你眼花缭乱，手法潇洒飘逸得令人心醉。整个手术过程出血少，时间短，无重复，一句话，快！后来我才知道，进修医生们给他们在旁边看到的那种打结方式起了个亲切的名字——“蓝氏结”，即照蓝瑚教授手法打的结。一台手术，把外科医生在台上的手术思维和高超技术，表现得淋漓尽致，参观学习这样一台手术是无比震撼和享受的。
长期以来，蓝瑚教授亲自主持和参加了各类疑难的和肝门及肝外胆道再次手术的设计和实施，并成功地多次帮助各级医院的医生解决他们遇到的胆道和尿路意外损伤的难题。
一次，一家基层医院遇到一例生命垂危的急诊患者，他的膀胱创伤性完全缺如，双侧输尿管高位损伤，尿道离断后挛缩，严重的尿性腹膜炎，医生束手无策，请蓝瑚教授紧急会诊抢救。这是一例非典型性的损伤，要做一次非典型性的创伤修补、尿路重建和尿道处理的急诊手术。外科医生都知道，管道器官多元，复合性损伤处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手术失败的机率也很大。蓝瑚教授精心设计，采用输尿管残端加导尿管移植，局部及多处引流，两期修补的办法，重建了尿路的连续性，在紧急情况下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省内一些地区一些意外的损伤如工伤、交通伤、医源性意外伤等疑难病例，蓝瑚教授经常出差抢救和治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蓝瑚教授为医治病人和带教学生，踏遍了云南的每个角落。只要走出昆明，到处都可遇到蓝瑚教授治愈的病人和教过的学生，而医生们也都以曾经当过蓝瑚教授的学生为荣。
此时，我想起了陆游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兼名医的一首自状诗，正是对蓝瑚教授最恰当的写照：
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
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
难忘：烧伤科获王光美同志赞誉
随着大外科的全科形式已不适应临床和多科病人来源的需要，在蓝瑚教授的领导下，首先由段体武医生担纲，在附二院新建的烧伤楼成立了云南省第一个烧伤病房（科）。后来在省委和省卫生厅的直接关心下，在蓝瑚教授亲自主持和段老总的努力下，成功地救治了因抢救国家财产导致大面积烧伤的伤员袁荃珍同志，得到了王光美同志的赞誉和省卫生厅的表彰。
1966年4月19日，对附二院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天，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王光美同志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东南亚回国停留昆明期间，王光美同志代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亲自来附二院看望袁荃珍同志。高一萍院长、段体武主任、沈丽英护士长等陪同王光美同志进入病房，亲莅袁荃珍同志床旁，详细听取了伤情介绍和治疗情况后，亲切地慰问了袁荃珍同志，对她说：“少奇同志非常重视你的病情，特地派我来看望慰问你，祝你早日康复。”说完后还亲切地亲吻了袁荃珍同志的额部，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
直至90年代，烧伤病房再次升级，成为云南省烧伤中心。而跟随烧伤科成立的脚步，附二院大外科陆续分出了骨外科、泌尿外科，他们的主任劳汉昌和徐鸿毅教授都是云南省该专业学科的领军人物、知名的外科专家，为云南省的医学事业作出了十分杰出的贡献。
攻坚：解决“胆道疑难和再次手术”难题
60年代初期开始，蓝瑚教授带领他的团队率先在云南开展了胰腺癌根治(即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甲状腺癌根治术、乳腺癌根治术、胃癌根治术，在肿瘤外科和普外科疾病的手术治疗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
然而，当时临床上还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死亡率很高的晚期肝硬化导致的上消化道大出血，二是大量的胆道结石患者手术后效果不好、反复发作。后者主要原因是术中结石未能取净，残留在胆道，或结石的病因未能解决，很快再长结石。残石和再生结石往往导致术后反反复复发生高热、黄疸、胆汁性毒血症、中毒性胆管炎。文献报告死亡率高达75%以上，再次手术难度大、风险高，治疗费用大得惊人。个别病人虽经反复手术达五六次之多，也不能治愈，使得一些医生面对此类病例都束手却步。
病人痛苦不堪，家属当家私、折房子、卖耕牛，毁家治病的窘境深深刺痛了外科医生们的心，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既艰且巨。
当此之时，蓝瑚教授提出，作为一个省级和教学医院的外科，面对兄弟和基层医院转来我院的肝硬化和胆道疑难或术后效果不好的病例，我们怎么也不能再把病人推出省外。“我们要敢为人先，敢担人难，要专攻胆道疑难和再次手术这一艰巨的外科课题！”
1978年，省卫生厅批准了在我院外科成立以蓝瑚教授为主任的肝胆研究室（后升级为云南省肝胆研究中心），蓝瑚教授开始招收研究生。在蓝瑚教授的领导下，以胆道疑难和再次手术、肝硬化、门脉高压、上消化道大出血为重点，研究室制定了科研计划，建立了动物实验室和生化实验室，开始了收集资料、动物实验、总结原有病案、积累新病例的基础研究工作。同时，派出医生外出参观、学习，邀请外面的专家来我院交流和指导工作。
要攻克“胆道疑难和再次手术”难题，第一关就是病理学和解剖学诊断。产生胆道残石的原因，残石存在的位置和大小、数量，胆道畸形的形态、部位、程度等，都是取得再次手术成功必须了解和掌握的重要因素，而这就需要有一套清晰完整的胆道解剖造影检查图片。当时，获取这种资料的胆道造影术在省内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开展，我们甚至都没见过如何操作。
这时，我院外科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来了，他就是日后主持我院也是我省第一例肝移植术的张炳彦教授。他在一期英文版杂志上找到了一篇介绍肝穿刺胆道造影术(PTC)的文章，如获至宝地介绍到科上，并带领下面的年轻医生，与放射科合作，在那时对X射线的安全防护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反复半曝露在X光射线下实施穿刺造影。他们中有的人食欲降低了，贫血了，白血球减少了，付出了体质损伤的代价，但大家仍默默地重复着，没有人说破，没有人畏惧，没有人退出。最后，他们终于获得了满意的胆道解剖成像，解决了病人的部分诊断问题。
这是云南省医界获得的第一张高清胆道穿刺造影图片，放射科和毓天主任会诊或巡回学术讲演时，都带着片子到处作重点交流，把这一技术成果快速与省内多家医院共享，促进了一些兄弟医院技术上的进步。
解决了自上而下的胆道造影，能全面准确地诊断梗阻部位的病变如结石，畸形或肿瘤，但对梗阻以下胆道的病变还缺乏了解和诊断依据，意味着诊断问题只解决了梗阻胆道的上游一半。
于是张炳彦医生又出面协调，医院内科派出干将胡惠琼医生，历经千辛万苦，在既无外援又从未见过操作过程的情况下，通过临时提高血液渗透压的办法，解决了造影时对十二指肠乳头的定位、固定和插管的难题，终于完成了自下而上的我省首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完美地解决了胆道梗阻病变以下胆道残石、畸形或肿瘤的诊断问题。
与此同时，外科与放射科合作，经过反复多次的研究和实践，又在省内率先成功地开展了“高选择性肝动脉造影术”，把早期肝癌的诊断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此基础上，临床上将PTC与ERCP两项胆道造影检查结合起来，加上“高选择性肝动脉造影术”，就真正构成了肝胆内、外科医生诊断胆道和肝脏疑难病例时的“三剑合璧”。
这三项云南省第一的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开展，将我省肝、胆、胰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提高了一个技术层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获得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并分别获得云南省科学进步二等奖。更重要的是为我院胰腺和胆道再次手术的开展提供了术前诊断、风险评估、手术设计、术前准备的依据，使常见多发的胆道再次手术得以在我院大量成功开展。
克难：厚积薄发成功挑战肝移植
在蓝瑚教授的指导下，我院王炳煌教授分别于1980年和2001年在《云南医药》和《中华肝胆外科杂志》上与蓝瑚教授共同发表的《93例胆道再次手术的分析》和《肝内胆管结石的外科治疗》两篇论文中，总结了我院肝胆外科60年代以来共1541例困难的胆道手术和胆道再次手术的大组病例的学术论文，权威地介绍了胆道疾病的诊断，临床技术路线，手术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极大地促进了这一类手术在省内的开展，为广大病人解除了痛苦，真正把党的关怀带到了群众的家中，获得了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卫生厅的奖励。
这样，原本名声平平的附二院在省内一时声名鹊起。附二院的名字在昆明响了，在滇西响了，后来在全省也响了。一个时期内，我院胆道手术的台次长期稳居全省第一，甚至超过后面前三位的总和。在实行全省疾病划区治疗的年代，我院肝、胆、胰手术的病人来自全省。
可观的病例积累和各科可见的技术进步，使我院综合实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年轻医生在诊治这大量病例的过程中，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宝贵知识和技能，一个个锻炼成为了优秀的临床医生。
附二院外科没有满足于取得的成绩，除了注重解决肝、胆、胰疑难和再发病治疗，蓝瑚教授还特别关注腹部外科新技术的发展和引进。
1988年，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开展了世界上首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1989年蓝瑚教授随我省医学代表团访问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参观了腹腔镜下胆囊摘除术。回国后即在全科作了全面、仔细的介绍。1991年1月，我省派付德庄、周明非、荀祖武三人参加了香港钟尚志大夫在广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实地介绍和表演的一例腹腔镜下胆囊摘除术，结合此前蓝瑚教授所做的工作，我院迅速跟进，于1991年5月，继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之后，在全省省级医院第一家开展了首例腹腔镜下胆囊摘除术。
看病的人来了，参观的人来了，进修学习的人也来了。他们有的来自省内，有的来自北京、成都、西安、武汉等地。附二院在省内的人气大增，并实实在在令人信服地崛起了。
有了丰富的病例积累，又有了几十年肝脏和胆道外科手术的技术积淀，我们对肝外胆道，特别是肝门和肝内胆道的解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基于此，医院和外科的目光又投向了肝移植。
此前，在肝硬化病人的治疗中，即便世界一流的医生，也曾遭到过多次的失败。早在60年代初，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治疗上，蓝瑚教授和他的团队就开展了门腔分流术，限制性门腔分流术和脾肾分流术，对该病的治疗作了有益的深度的探讨和大量的临床研究。
当时，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引起的上消化道大出血病人，用全口门腔吻合分流术治疗，入肝的全部门静脉血被分流走了，门脉高压解决了，但肝功能因肝血供大大减少却被损坏了，病人照样发生术后肝昏迷，最后多半没能挽救过来。那就改作限制性的门腔分流术吧，把分流门静脉血液的吻合口限制一下，留得小点，门静脉血分流少了，门脉高压却不能解决，术后照样出血。那就把吻合口留大点，门静脉血分流多一些，门静脉高压解决了，门静脉血分流是多了，但入肝门脉血又少了，肝功能又损坏了，术后照样昏迷、死亡......
看到病人临终前那求生无望无可奈何的目光，那痛苦得扭曲了的脸，看到病人家属哭得那锥心裂肺的惨状，蓝瑚教授和他的团队心如锥心般痛。
后来，外科界有了脾切除、门奇断流和肝移植术的引进，张炳彦医生当时任医院副院长，死死盯住了这一肝脏外科的前沿，用他的话说，身为医生，我们总要为病人做点事情。
在蓝瑚教授的指导下，在杨达宽院长的大力支持下，张炳彦教授亲力亲为，全程主持、设计和操作，一个浩大的肝移植系统工程在附二院有序地展开。院内几乎全部科室，包括后勤的厨房和驾驶班，都动起来了。最后甚至还惊动了国家卫生部的领导出面来为我们牵线搭桥，最终取得了云南省首例肝移植术的成功，为我省严重肝病患者的治疗，到了又一可选择的出路，为云南省医界赢得了国内同行的尊重。这是附二院第一次真正的腾飞。
致敬：这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精英团队
从“昆明市工人医院”到今天的昆医大附二院，我们的外科队伍越来越壮大，但这支团队的“红色基因”始终没有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变。
记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半夜三更送来一个肝破裂伤员，救护车又坏了。这种情况下，值班医生毫不犹豫地叫上另一个不在班的医生和两个实习同学，用自行车让年事已高的老师王懿儒教授坐在自行车尾的载物架上，赶来医院进行急诊肝叶切除术。累坏了老师，但挽救了伤势垂危的伤员，挽救了一个家庭。要知道，当时的昆明，夜间还处在“行怀锋刃之忧，居有诛求之困”的社会秩序不稳定的状态，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荒唐和后怕。可深思，那样一个深孚众望的教授，在没有任何一个院领导的指派下，由一群年轻的医生簇拥着，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坐在单车后面赶来医院抢救伤员......没有这样的团队，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没有救死扶伤的初心，就不会有这个故事。
还记得，为了给一个病人取股骨髓内针，针鼻子被打断了，助手医生愣是用骨科钢丝钳钳住针尾，招呼另一个医生用骨科锤一记一记的用力敲打，从上午一直坚持打到晚上掌灯时分，髓内针终于取出来了，医生们一个个累瘫在手术室，坐下去就不想起来，掌钳的医生就差点没把虎口打破。我后来猜想，至少三天，那掌钳的医生都别想把碗端起来。
就是这样，蓝瑚教授带出来的这个创造了若干云南省第一的外科团队，不忘初心，团结奋进，让附二院从默默无闻到涅槃崛起。
而从中走出来的十多位院长、副院长正是他们的代表：蓝瑚，王懿儒，王炳煌，张炳彦，杨达宽，谭晶，李立，彭荣宗，郭永章，舒钧，李晓延，张捷，李炯明，王琳，黄云超，冉江华。
他们，既是领导者，又是知名的专家、教授，为医院的建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以他们为代表的附二院外科全体，真真正正是一个在延安精神教育下成长起来经得起考验的精英团队！
希望：还在未来
2020年10月，我应邀参加了医院组织的“第5届蓝瑚之光学术会”。会上我看见附二院已经崭露出一批各专业学科的拔尖人才，恭听了他们很有水平和见地的学术论文，对一些前沿技术的掌握和学术观点的阐述，印象尤为深刻，很有当年蓝瑚教授提倡的敢为人先、敢担人难的创新精神。
攻占学科前沿，为病人服务，这是附二院得以崛起的重要经验，也是我在这个大会上看到的附二院的希望。对，希望，还在未来。
文图：周明非
